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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大数据对法律服务的转型提供推动力。
(注：本部分受启发于雷德菲尔德的小共同体的理论。当然，康德在论述自治时，其论述的是个体的政治能力或者意志自由，而不是共同体。
在西方语境中，职业(profession)是一个相当神圣且带点神秘的词语，在传统上，社会只承认律师(法律人)、医生、牧师、教师和高级军官从事的事业是一门职业。将康德的意志自由理论引入到法律职业研究之中的，进而对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自治进行研究的，可参见[美]安索尼?T?克罗曼：《迷失的律师》，周战超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第93页。套用当下流行的话语，如果没有相应的学科栏栅，马槽不高的话，那么法律职业的形成或者自治也就无从说起了。在这其中，或许蕴涵着日本为什么在近代会领先于中国的某种道理。他认为如果没有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法律制度将彼此分立，不能被组织起来。
这种伦理规范之因为一方面要别于大众道德，但另一方面又要高于普通道德的原因在于，一是为了维持职业正常运作的必要，正如上文所述，法律的职业思维往往会与大众思维相冲突，作为扮演多重社会角色的法律人来说，其本人内心就会充斥着多重思维的冲突，此时，就迫切需要一套明确地、具有可操作性的伦理规范予以指引。同时也是因为有了并同享这套独特的职业思维，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的对话与商谈，更容易得以实现，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构筑精神共同体、知识共同体和解释共同体。这就使得法治国家建设须以立法为先。
第二，建设法治社会是破解法治瓶颈的有效路径。这30余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全面建成为标志，是形式法治初具规模的阶段。毕竟，西方国家市民社会的长期发展和浸润为法治及其现代化准备了丰厚的土壤和坚实的基础条件。大体上，法治社会在改革开放所指涉的是有法制的社会，以区别于文革期间法制虚无的人治社会。
21世纪以来，国家一方面大力推进具体的制度文本的建立健全，另一方面着手从观念层面建设法治。国家成为建构法治的主体和主要推动力量。
法治强调按照理性精神、遵循规律地开展经济社会文化各项活动，防止感情用事，以公平抵御偏私。对于法治国家，最具代表性的定义是德国学者毛雷尔的观点。从宏观系统来看，这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加速迈向现代社会的历程。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均有国家正式法律与社会自治规则及习惯等形成的完备的、融贯的、科学的规则系统。
另一方面，正是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共治，法治的潜在因素才能被激活，规则权威的衰弱重新得以强化，有关法治的态度碎片得以重组为一种共识。这意味着，在形式上，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创制出来的。党中央亦通过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2005），弘扬法制精神（2007），重视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建设（2009），同步致力于无形的法治观念载体的发掘与培育。从一体建设的三极来看，法治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共性元素，只是法制要素在三者中会表现出不同的重心。
国外学者从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考察中也总结出了类似的结论：在经济转型国家中，最成功的往往是社会嵌入最紧密的国家。这场运动以对各种的整体经济评估为背景，有助于提升法治的一般共识和评判的科学水准。
在主体上，法治社会并非但不限于政府一方，反而首先要求非政府的各种社会力量在法治框架和法治道路中自由博弈。30余年建设实践证明，法治在整体上取得了巨大进步，经济社会在其保障下也获得了长足发展。
但在转型中国的格局下，法治社会无法自发实现。对于法治社会与法治国家的逻辑关系与历史脉络，学界存在不同看法。其次，站在社会立场，公权力的备位性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法治国家向法治社会提供基本的法治公共产品：一套正式制度体系，一套立法、执法、司法的公权力机构以及运作机制，乃至有关法治的知识或一般认知（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法治文化等）。首先，从一般意义上说，法治社会相对于法治国家具有更为根本的性质。因此，在揭示法治社会的独有特性时，应当着力强调规则之间的融贯和规则与行动的融贯两个层次。由于最近十余年国家着重于对制度体系的建设，加之摸着石头过河，导致在立法健全的同时也出现了过度立法与立法匮乏并存的困境：一方面法律规范爆棚式增长以致成为法律负累，另一方面许多社会关系的调整还存在法律缺位的情形。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在推进各项事业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并反复强调社会管理及其科学化的问题。作为裁判原则，则要求法官尽可能将法律视为由一组融贯的原则所构成的整体。
形式化、客观化的公共理性。应当特别说明的是，这种变迁不是对社会伦理人情的否定与破坏，而是对传统中国社会反思后的重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整体建设上来。其一，法治建构的着力点不同。
二是规则与行动的融贯，即上述规则系统所承载的法价值和法原则获得各类社会主体的认可与服从，深植于主体的决策和行动中。司法的社会化就是因应上述思考，要求司法在追求专业化的同时，有意识地承担教育功能，弥合专业与社会、法律人与民众之间的理解鸿沟。这一阶段的法治建设，重在本国法治的细化、优化和实质化。进入 江必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社会 法治国家 融贯性 共治 备位性 法治缺陷 。
法治社会建设的目标理想是社会依法自治运行。与西方国家不同，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几乎一直处于高度合一的状态。
理性精神包括了试验验证的求实精神、探索本质的求知精神、批判创 新的进取精神、互助共进的协作精神，以及强调客观化、标准化、精确化、量化、程序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科学精神。近年来，众多研究者在不同发展中国家的法治进行研究时，几乎都发现文本制度与实践的鸿沟是法治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因此特别强调法为民众所认同、信赖与实践应作为法治建设的核心任务。
首先，公职本身是国家干预的一种认可。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规则之间的融贯，即法治社会的自治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与作为正式规则的国家法在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上具有一致性。
2012年末，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提出，其实质是对法治建设的全方位展开。国家的法律规则与社会的既有自治规则、习惯等并没有冲突。这一目标未必是终极的，也并非与其他社会型的想象互斥，但不可否认的是，法治社会必然是我们追求的理想现代社会的必要基础。中国30余年的法治建设走到今日，在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陷入了瓶颈期所暴露的诸多的局限与困境。
当前，我国特别需要根据法治社会的本体内涵和前述特质，充分发掘和妥善设计反映法治社会的辨识度较高的指标，结合中国法治现状创新法治评估模式，真正提升法治科学性。围绕深化建设的任务，运用类型化研究法对各国法治进程中呈现的缺陷进行划分，本文主张法治缺陷应分为四个类型：失衡型、失调型、失信型及失重型。
具体说，一是针对个案当事人，司法应努力提升裁判的可接受性。随着制度框架的逐步确立和法治要素的建立健全，中国法治建设进入反思与完善的问题回应阶段。
另一方面则通过自由裁量，秉承裁量正义，增进司法的可接受性。首先，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弥合法律与社会现实之间的鸿沟，是司法实践的当然使命和永恒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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